着七十年代长袖碎花衬服、趿着一只破解放鞋、满脸稚气的小女孩见了，立刻过来帮忙。但她比我还矮些，仍然举不上。正好另一个女孩放完行李，犹豫了一下，也伸出了手。最后三人齐声喊着“一二三”，终于将将条李箱扔到最上一层。

　　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，身边没有亲人和朋友，都很无助。仅仅一个小小的帮助，我己经十分感动，三个人便开始攀谈起来。

　　来自贵州的陈红一看就很老实纯朴，23岁，在FKS做过三年，年初辞职，现在是第二次进来；来自广西的宋春雨衣着却很时尚，身材苗条、唇红齿白，才只有19岁，高中刚毕业，第一次出来打工。

　　我好奇地问陈红：“当初为什么辞职？”

　　她郁闷地：“太辛苦了。”

　　我又问：“那为什么还要进来？”

　　她无奈地：“那有什么办法？我没钱了，现在很多厂不招工。‘想进FKS，先把钱花光；进了FKS，两眼泪汪汪’。”

　　我点点头：“倒也是，就是进厂太难了。”

　　她却轻描淡写地：“相比较出厂，进厂算是容易的呢。”

　　我还想问什么，保安员发出了集合的命令，并厉声道：“你们这批人有一千二百多，被安排到下午面试体检。体检需要55元，有人没带钱的吗？”

　　有十几个人举手。

　　保安员道：“有银行卡的，等下和我去取钱；连银行卡都没有的，把行李拿着回去吧。不过，我提醒你们，离开这个大门，就别想再回来！”

　　有人哀求道：“可不可以在以后的工资里扣？我排了几天的队才轮上的呢。”

　　他断然拒绝：“不行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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