番恳谈起了一定的作用,梁启回京后不知怎么和康有为说的,康有为上奏光绪皇帝“请开民间言路”,成立“上书处”,允许各级官员和民间百姓向皇帝直接自由上书(皇帝一天不用干别的了,也不怕把皇帝累死?),这个建议很显然的又引来“骂声一片”,又是李鸿章出面取了个折中的办法,并得到了翁师傅的支持,光绪皇帝最后下诏,“允民间报纸指陈利弊,中外时事,均许据实昌言,不必意存忌讳”,随即又下诏,“凡院、部司员欲条陈意见,皆可上书,通过本衙门部堂官代传”,至于老百姓直接上书皇帝就算了。
那时候还没有类似于后世的“信访办”一类的机构,就是“信访办”,也不能做到所有老百性的意见都能让最高领导者知道。康有为也不动脑子想想,全国老百姓一人一封信的话,皇宫只怕就得全堆满了,皇帝想要看完,恐怕得下辈子了。
皇帝毕竟也是人,不是电脑。
但想到这个“有限开放言论”在李鸿章和梁启的努力下,毕竟按照自己的设想来了,孙纲还是很高兴的。
这个“维新变法”,也不能说一点成效都没有。
最起码,对“民智”的开启,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。
其实,康有为们没有意识到,他们弄的这个“维新变法”的最大的成就,其实是在思想宣传方面。
康有为一直以“民智未开”拒绝更深入的改革,在孙纲看来,“民智”的开启须假以时日,倒不如以开启“官智”为主。
大清帝国的国家机器的运转主要靠的是各级大大小小的官吏,尤其是广大下级官吏,他们和广大士绅一样,和民众的联系最为密切,如果能让他们全都认识到了“变法”的重要,并给他们指明改变的方向,“维新变法”遇到的阻力就会小得多,而且取得的成果也可能更大。
而康有为什么事都是寄希望于皇帝一声令下,“乾纲独断”,以为这样就可以“变法”了,未免失之天真。
如果不是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人在力挺“维新派”,“维新派”恐怕连一百天都坚持不了。
孙纲现在紧密关注着国内的局势,从江穆齐布置的方向来看,他已经猜出来了这小子想干什么。
只是,他还不能确定,江穆齐为什么那么肯定,朝廷这座“火山”,会一定“喷”呢?
还是江穆齐想“人为”的“制造喷”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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