像，他的每一本著作，无论是他学术生涯早期的《地理学的解释》《社会公正与城市》，还是80年代成熟期的《资本的限度》《资本的城市化》《意识与城市经验》，抑或是新世纪后的《后现代性的条件》《希望的空间》《资本的空间》，傅松都一一拜读过。
卡曼教授对他的评价是对的，大卫·哈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，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。
在傅松看来，哈维教授最大的学术成就，就是将历史唯物主义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，以地理空间角度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方式。
他认为唯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，才能真正理解资本主义如何实现时空压缩和资本积累；唯有研究“资本主义怎样生产它自己的地理”的问题，才能真正理解资本主义如何实现空间上的扩展。
“卡曼教授，你是怎么认识哈维教授的？”为了缓解内心的紧张，傅松开始没话找话。
“几年前，大概三四年前吧，我去约翰斯·霍普金斯大学做学术交流，曾跟哈维教授有过一次辩论。”
“哦？那你们谁赢了？”
“哈哈，你这个问题难住我了。”卡曼哈哈大笑道，“事实是，我们谁也没说服谁，我现在还记忆犹新，哈维教授像极了骄傲的大公鸡，辩论的时候言辞犀利，咄咄逼人，但我也不是吃素的，哈哈。”
傅松笑道：“那就是打了个平手喽。”
“算是吧。”卡曼点点头，“所谓不打不相识，从那以后我和哈维经常通信，就一些问题展开讨论交流。他这次受邀来纽约市立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交流会，你正在研究的社会资本问题，我觉得你跟他聊聊，或许会有些启发。”
“谢谢你，卡曼教授！”
“格伦，说实话，在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方面我帮不上什么忙，所以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”
……
在餐厅里等了两三分钟，一个五十岁出头满脸络腮胡子的老头走了过来，跟卡曼笑着拥抱打招呼。
“哈维教授，我给你介绍一位来自红色中国的访问学者，格伦。”
“哈维教授，您好，见到你实在太荣幸了！”
哈维热情地跟他握手道：“你好，格伦，卡曼教授在信中介绍过你，说你是一个很努力的小伙子。”
夸我很努力？傅松不禁有些哭笑不得，自嘲地笑笑道：“中国有句俚语，叫笨鸟先飞，我就是那种笨鸟。”
哈维道：“我也是一只笨鸟，一只孤独的笨鸟。听说你也是地理学专业出身？”
“好了，哈维，格伦，我们坐下边吃边聊吧。”
等两位教授坐下后，傅松才落座，对哈维道：“是的，我在大学期间学的是人文地理，毕业后曾经在基层政府部门工作了半年，后来跳槽去了一所新成立的大学，做了一年半的地理老师，现在在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。”
哈维道：“你的履历很丰富，甚至还在基层政府部门工作过，中国基层政府部门的组织形式是怎样的？”
卡曼也颇感兴趣地看着傅松，道：“我对此同样很好奇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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